武王伐纣之后，殷商灭亡，而周朝随之正式建立，为了稳定统治，周武王分封诸侯，把姬家的宗室派往各地，形成以地方拱卫中央的格局，而周天子则为天下共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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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，周朝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出现了诸如“成康之治”这样的盛世局面，而周天子的威望也因此进一步得到加强。
但有道是盛极必衰，显然周朝也没有逃过这个定律，从昭穆时代开始，周朝便开始逐步走向衰弱。
期间，虽说出现了如周宣王这样的中兴之主，但奈何沉疴已深，周朝还是“坚定不移”的在衰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终于，在周朝传了十二代后，天子之位传到了周幽王的手里。
周幽王就是“烽火戏诸侯”的那位，而他不仅干了这么一件蠢事，同时还废嫡立庶，这么一来，彻底激化了矛盾。
最终的结果，就是犬戎进逼镐京，一番掳掠攻杀后，周幽王身死。
周幽王死后，其子宜臼登基，是为周平王，平王登基之际，原都城镐京已经在战火中毁于一旦，同时，犬戎的威胁也尚未解除，所以不得已之下，平王只得迁都。
平王东迁，便由此而来。
而这一历史事件，同时也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，换而言之，在平王东迁前为西周，在平王东迁后，则为东周。
因此，在周平王正式定都于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开始，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代。
东周与西周，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周天子的威信在这一时期日渐削弱，而原本应当对周王室忠诚的众多诸侯，却开始蠢蠢欲动，不再安分守己。
而之所以会导致这一情况发生与加剧，源于三个标志性的事件。
首先第一个，是礼崩乐坏。
礼崩乐坏的主角，是当初护送周平王东迁的郑国，郑国仗着自己有护送之功，在之后大肆发展自身，又是扩充军队，又是广开疆土。
郑国不断扩张的做法，自然就引起了周天子的不满，为了削弱和打击郑国，周平王之子周桓王，起用了心腹虢公、忌父担任朝中要职，替换掉了郑国国君郑庄公。
而这么一来，郑庄公就极为不满。
不仅如此，周桓王还带着军队前去攻打郑国，试图用天子之威，去教训教训这个不听话的郑庄公。
如果放在周天子威信极高的时代，那么天子征伐，诸侯国只有跪地求饶，任凭发落这一条出路，但是时代在发展，人心也在变化，更重要的是，周天子早已没有了曾经的威望。
因此，郑庄公正式应战，并且三下五除二，还击败了周天子的军队。
单纯击败还不算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就射在了周桓王的肩膀上，这放在以前，完全是不敢想象的。
因此，周天子的威信也彻底扫地，礼崩乐坏由此开始。
而第二个标志性事件，是鲁桓自立。
按照当时常规的程序来讲，某个诸侯国在王位继承的过程中，一个必要的手续，那就是需要得到周天子的册封，只有这样，其地位才合法。
哪怕是正常的父死子继，也是如此。
但是，当时的鲁国却打破了这一常规程序，公元前712年，鲁国鲁隐公被弟弟姬允所杀，之后姬允自立为王，是为鲁桓公。
鲁桓公的做法，显然是不符合程序的，但他不在乎，毕竟他本身登基的手法就有问题，因此他就没有向周天子请求册封（当然请求了也不会得到批准）。
而对此，周天子也无可奈何，毕竟实力跟不上，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但这么一来，鲁国的这个做法，无疑就破坏了诸侯由周天子册封的制度，同时也开了一个先例，其他诸侯国看到这么做没事，自然是学的有模有样。
因此，周天子以及周王室的威信以及地位，基本上已经是被踩在了地上。
第三个标志性事件，为楚国称王。
楚国很早就开始追随周朝，但并不是一个诸侯国，而经过几代人的“筚路蓝缕”之后，楚国国力得到快速发展，因此，其国主就有了称王的想法。
之后，楚国的第六任国君熊渠公然称王，此时为西周时期。
但称王不久之后，西周的周厉王为强化国家机器，不断到处征伐，而熊渠担心因为自己称王遭到周朝的打击，于是主动去王号，并放低姿态，开始恭恭敬敬的服侍周朝。
而到了东周周桓王时期，楚国出了个能征善战，且能力极强的熊通，他带领楚国走上强大之路，并打败了周边不少政权。
强大之后，熊通便萌生出称王的想法，他托人找到周桓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但周桓王并不同意。
结果，熊通一怒之下就自立为“楚武王”。
而他这种做法，直接破坏了周朝一直以来的分封制，毕竟在之前的诸侯国，都是周天子分封后才有的，但楚武王属于自立，因此，不仅是破坏了原有的制度，同时也把周天子晾在了一边。
上述的礼崩乐坏、鲁桓自立以及楚国称王，便是东周初期发生的三件十分具有标志性的事件，而这三件事的发生，都加剧了周天子在众多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下降。
同时，也正是因为周天子的威信与地位不断下降，导致了诸侯们各自开始发展自身，最终形成了周天子式微，而诸侯强大的局面。
而春秋时代，也由此来临。
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其实从周平王东迁开始，春秋时代就已经来临，那么，战国时代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一般来说，普通认同的说法，是从三家灭晋为起点的。
三家分晋，是发生在晋国内部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，在经历了春秋时期的频繁战争后，大量小诸侯国纷纷被大诸侯国吞并，而晋国便是大国之一。
而当时的晋国内部，国君的权力并不高，实权则是由韩、赵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这六家大夫分别把控。
之后，六家中的范、中行被打散，仅剩韩、赵、魏、智四家实权派。
这四家中，以智家实力最强，因此就成了晋国的实际执政者，但由于智家的专政，引起了剩余三家中的赵家不满，最终引发了正面冲突。
而冲突发生后，赵家的赵襄子又说服韩、魏两家协助自己，一起攻打智家。
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晋阳之战”，此战的结果，是尽灭智氏，而胜利之后，韩、赵、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所有土地。
之后，这三家又马不停蹄的瓜分了晋国的所有土地，最终造成晋国彻底灭亡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周天子迫于三家压力，不得不承认原本是晋国大夫的这三家也列为诸侯，由此，韩、赵、魏三国建立。
三家分晋的发生，不仅标志着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，同时也标志着当时的时代已经进入了谁强谁说了算的时期，比如这三家能让周天子也封其为诸侯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除此之外，田氏代齐也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事件。
齐国本是姜姓吕氏的政权，但国内的田氏在逐渐强大之后，通过一系列措施，最终取代了吕氏，自己当上了齐侯。
说白了，就是田氏篡夺了齐国的政权，这便是田氏代齐。
而三家分晋，与田氏代齐，都是发生在春秋末期的重要事件，这两个事件发生后，原本应当主持公道的周天子，却完全没有了这种能力，最终不得不分别承认了田氏，以及瓜分晋国的三家合法的地位。
这么一来，无疑就是在向天下宣告，只要够强，那么就算是周天子，也不得不承认自己。
因此，这两件事也成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，而自此之后，战国时代也正式来临，各国之间相互攻伐兼并，并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割据。
而最终，直到公元前256年，随着东周被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，并且这两个政权又被秦国所灭，东周这才算是正式灭亡，同时，战国时代也随之落幕。
而从上述我们就可以得知，春秋和战国，其实都还是东周时代，只不过从周平王东迁到三家分晋，这期间被定义为了春秋时期，而从三家分晋之后，则为战国时期。
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要把同属东周时代的这一整个阶段，分别进行定义呢？
实际上，之所以要将这同一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定义，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多个方面，都完全迥异不同。
换而言之，从春秋到战国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。
具体的方面，可以分为以下几个：
首先，就是两个时代的战争激烈程度与残酷程度大大不同。
春秋时期，虽说战争也频频发生，但当时的战争，可以说是贵族之间的游戏，战争规则也十分明确，那就是要争夺霸主地位。
因此，国与国之间虽说打得热火朝天，但没有这个大国吞并那个大国的情况发生。
同时，春秋时代的战争，历来就十分遵守相应的规则，双方就是要开打，那也不会不宣而战，而是严格遵循各种礼仪。
并且，春秋时期的战争整体规模都不算太大，史料上就记载了，当时“未有杀人累万者”，意思就是战争都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。
总之就是，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，就好比是有着翩翩风度的君子，但到了战国时期，就不一样了。
战国时代的战争，目的相当功利。
消灭对方，吞并对方的国土，掠夺对方的人口，是战国时期战争的主旋律，同时不择手段也是战国时期战争的主要手段。
比如，战国时期，如果想要攻打对方，那么该国往往会趁诸如对方国君逝世，或者国内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发兵，正所谓趁你病，要你命就是这个意思。
而这在春秋时代，是完全不敢想象的。
另外，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，旷日持久的战争比比皆是，为达目的不惜杀死对方数以十万计士兵的例子也是随处可见。
比如著名的长平之战，白起一口气就坑杀了赵国四十多万士族，另外他在公元前293年，大败韩魏联军时，也斩首了对方20多万士卒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总而言之，战国时代的战争更具功利性，同时战争的规模与惨烈程度，也上升了好几个级别。
而这就是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区别之一。
除此之外，对于疆域的概念，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期更显得明确。
春秋时期，虽说也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各地，但当时受限于生产力的低下，因此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，疆域概念并不明显。
举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，当时的诸侯国，其权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都城附近，而其与另一个诸侯国之间，存在着大量的公共区域。
而这些公共区域，就如同荒野一样，并没有说就是谁的地盘，因此当时在这些区域内，不仅生活有中原人，同时也生活有异族部落。
说的更简单点，那就是春秋时代，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，就好比是一个一个点，而点与点之间，便是谁也不在意的公共区域，因此就不牵涉到国界等诸多问题。
但随着铁器的出现，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。
铁器的出现，除了让战争变得更惨烈之外，同时也提高了生产力，而生产力提高之后，人口也出现了暴涨，这么一来，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多一点土地，不然就无法养活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口。
因此，原本没人在意的荒地就得到了不断开发。
但在开发的过程中，各国的疆域必然就开始相连，而本着能多占一点是一点的原则，因为土地归属问题自然就会爆发冲突。
所以，为了确定自己国家的边界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随之而来。
但是正如前文所说，这些在春秋时代完全是无法想象的，当时国与国之间对于疆域、国界的概念十分淡薄，根本就不会因为争夺一块土地而大打出手。
而这也是春秋与战国的另一种区别。
最后，就是人们思想的变化。
春秋时代，政治相对比较宽松，人们也可以十分 优雅的活着，但到了战国时代，从国家层面就变得十分功利，而下面的人自然也是如此。
同时，随着人口的暴涨，竞争也随之激烈起来，这种竞争涵盖了从生存到发展各个方面，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就意识到，要想活下去，并且活得有质量，那就必须改变之前的想法。
于是，法家思想应运而生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，曾经的“温良恭俭让”已经落伍。
这一点，不管是当时的个人也好，还是国家也罢都是如此，要想活下去，那就必须变得强大，必须战斗。
因此，各国的变法活动层出不穷，而通过变法，各国也走上了强大之路，随之而来的，就是相互攻伐，最终兼并弱势一方。
你想置身事外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就算你不打别人，别人也会打你，而这种情况就逼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开始转变思想。
因此，从国家到个人，思想认知从曾经的“人性善”，转变为法家倡导的“人性恶”，并最终为了保护自身，开始走上提升自身，扩大生存能力的道路，也是春秋与战国的最大一个区别。
当然，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，区别显然不止这三样，但这三样是宏观角度上很有代表性的，也正是因为两个时期在这三个方面巨大的反差，所以后世才会将同属东周时代的这个阶段，划分为春秋与战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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